清研智库：谷歌前CEO发布的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非对称竞争战略（二）
美国政府应该努力塑造美国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并争取与其他国家合作。
分析框架
我们提出了以下政策树，以指导决策者何时考虑对中国科技平台获得的市场进行干预，基于两个问题。
既定的平台是否具有战略意义和价值，从而值得首先给予实质性的关注？
战略性平台可能暴露的特定风险形式的例子：
1. 对自由和公平选举的威胁
a. 错误信息运动：社交和新闻平台可在选举前操纵信息。这些活动可以通过使用AI技术的机器人进行。
b. 宣传：对内容进行算法过滤的平台，可能会无意中偏向他们提供的信息
c. 投票抑制：关于何时投票、如何投票、投票数据或其他类似信息的错误信息可能被用来影响选民投票率。
d. 社会不和谐：竞选活动可能会在其他国家的种族、民族、宗教培养不信任和冲突。
2. 对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威胁
a. 侵犯隐私。中国平台不太可能遵守美国关于数据使用的隐私标准或规范。
b. 审查制度。分发算法可能限制用户的言论自由。
c. 监视。收集到的数据可能会支持歧视性的监控模式
3. 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
a. 敏感数据窃取。
b. 规避制裁
什么是有价值的平台？一个有价值的平台必须有足够的影响力，值得关注并可能采取行动。
衡量价值的标准包括平台使用人数、花费的总时间和平台带动了多少钱，可以确定某件事情是否足够大，是否需要优先考虑。
问题二：可能的补救措施是什么？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价值的平台是否可以得到补救，导致美国的政策选择大不相同。在实践中，我们可以考虑下列缓解措施。
1. 接受对中国公司拥有的重要平台的依赖
中国公司向美国客户提供的产品是一家全资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并设有美国董事会。
2. 与中国政府谈判达成具体让步
可能要直接与中国政府谈判，围绕数据存储、加密、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具体让步。实际上，这些将是一系列影响所有平台的广泛要求，而不是针对特定平台的解决方案。
争取的具体策略可能包括：
●进口限制：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和其他限制。有针对性的制裁。
●出口限制：限制美国高科技出口，广泛地或针对个别中国公司。
●交易审查：加强美国的投资审查。
●披露和透明度要求：通过FARA改革（外国代理人注册法）
3. 美国要求中国公司遵守的具体技术要求（在数据存储、数据隐私、端到端加密、代码审核、开放标准等方面）
a. 特定的要求可以针对特定平台的特定威胁
b. 技术限制
●端到端加密。强制使用开源加密协议，限制服务商对用户数据的访问。
●API对社交图谱的访问。解锁社交网络的底层社交图谱的访问权限，这样竞争对手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并发展壮大。这样可以防止垄断行为，让国内的竞争对标国际企业。
●操作系统控制。推动移动操作系统对应用可能访问的数据进行细化控制，以更多的方式提醒人们与应用共享数据，更容易关闭特定类型的数据应用，并拒绝应用商店提出的过于激进的权限要求的应用。
c. 技术透明度
●开源。可能需要将技术的关键组件开源，以允许公众对安全进行监督验证。
●代码审计。让公司向值得信赖的中介机构（如学术界、有法律责任的美国公司）提供代码样本，以便进行审计。
●透明度报告。企业可能被要求公开披露有关机器人数量、其内容被审查的比例、可能被禁止的URL类型以及其他汇总数据。
●黑匣子测试。类似于对银行的压力测试或第三方进行的安全审计，审计公司试图利用平台的弱点，并确定有多少行为被平台捕捉到，以此来衡量平台对利用的弹性。
d. 数据本地化
●地理位置隔离的数据孤岛：在美国获得的数据必须停留在美国的服务器上，不能传输到海外，甚至用于分析或处理
●国内支付：支付必须由美国银行处理，这样交易和购买数据就不会离开美国。
●传输限制：美国公民的数据不得在境内分析，任何元数据必须留在美国境内。
4. 主动启用和支持减轻未来风险的技术
●开放标准。强制平台遵守行业制定的数据共享、加密和互操作性的开放标准，使参与者能够相互审核。
●同态加密。同态加密将允许平台对使用手机加密的数据进行操作，而无法访问未加密的数据。这将防止美国公民的数据被任何公司滥用，防止数据泄露。
●开源受信任的执行环境。可信执行环境可以在不将数据所有权授予第三方或暴露给第三方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安全计算。
●新颖的网络数据包路由技术。在网络上进行数据路由的协议，同时对网络提供者的数据进行模糊处理，从而使中国的网络提供者、消息客户端和搜索引擎具有额外的安全性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结算层。积极投资支付技术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以对抗中国政府在CBDC和数字结算层的投资，是避免5年后出现5G局面的必要条件。
5. 禁令（最后的手段）
禁令将代表着前几年没有在更早的阶段迅速采取行动。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但这应该被看作是最后的手段，并且要明确说明为什么平台固有的风险无法通过谈判、立法或技术来补救。
美国必须提升情报能力，在预测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才能保持竞争力。
新格局
美国不再是全球科技霸主。1960年，美国的研发占全球研发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今天，美国的研发还不到三分之一。从1980年至今，世界范围内的科技文献增长了10倍，而地理空间、新闻、社交媒体和情境数据的指数级增长则为其增色不少。鉴于科技创新的全球化和技术在美国国家安全和繁荣中的核心作用，有效的战略和政策需要及时对全球科技发展进行开源收集和分析。开源收集和分析在美国被广泛误解为仅仅是机密情报的助推器，而不是情报本身的来源，在经费上被剥夺了优先权。
竞争对手已经行动起来，对这一新的信息空间进行监控。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迅速崛起，在大约65年的时间里，中国享有大规模、多层次的国家支持。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企业，即使规模较小，也是在科技部的保护下。美国没有类似的企业。其科技收集和分析优先考虑的是军事事务和技术收集，而不是新兴技术的全球发展或其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此，情报界没有强调开放源码情报，而其他对技术有深刻见解的潜在机构(如国防部、教育部)也没有发展强大的开放源码能力。
商业部门创新的力量也意味着，许多技术专家和技术专长存在于政府之外。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美国私企对科技情报的洞察力大大优于情报界，但美国政府接收这些洞察力或分享自己对关键趋势和战略发展的观察手段有限。此外，由于互惠性太少，私企的专业人员很少有动力去分享他们的知识和见解，即使政府和私企有许多相同的信息和预测需求。需要一种新的合作方式。
同样，在美国不同的政府组织内也有丰富的技术数据。然而，这些数据并没有在广泛有用的基础上进行汇总。有用的数据来源可以在国家实验室、NIH、NSF、NASA、DARPA等机构中找到。需要以新的方式来收集这些数据。
政策选择
● 建立一个新的、开放源码的国家科技分析中心（NSTAC）。
这种中心将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像国家科学基金会一样，主要或专门致力于科技情报收集、分析和决策支持。
● 建立允许国家和私企高效、合法和公平地分享科技情报见解的机制。
1）修改现有政策，使政府也能分享一般科技情报；2）为更多的私企专家提供安全审查或替代性审查；3）建立机制，以便有效地收集和审查来自私企的见解和信息；
4）为准确的信息提供激励措施。
● 确定如何将私企的预测能力用于安全问题。
在技术方面，大部分情报收集和分析可以在非机密领域进行。我们应该优先安排政府的活动来进行独特的机密情报工作，并在政府之外建立可信的机制来分析存在于公共领域的大量原始数据。另一个选择是建立由政府和企业成员组成的预测委员会。
● 多边共享对于汇集技术情报和信息至关重要，因为技术本身就是多部门和多国家的。
为更广泛地分享技术情报和分析，多变共享的模式是建立在新兴的民主国家技术联盟的基础上的。在某些情况下，更广泛的分享可能是有用的，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向原本被排除在外的国家伸出援手。
●中国不断增长的AI能力和不断演变的虚假信息领域的战术代表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威胁，这将需要新的情报能力来探测和打击中国的信息行动。虽然一些组织，已经在检测和打击虚假信息的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还需要取得更多的进展，将这些能力纳入主流，并使IC现代化。
● 提升IC的技术流畅性。建立关键技术的流畅性培训，并提供测试到不同熟练程度的机会，并给予额外的报酬和认可。
● 成立“情报预备队”。储备一批经过审查的外国科技专家，能在需要时联络，获得他们针对特定问题的专业知识。这支“预备队”的成员可以来自私营企业、高校或其他相关团体。“预备队”不需要常规会议机制，专家平时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有明确需求时再召唤他们投入短期项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