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研智库:建立垃圾分类“闭环”管理

在过去的一年里,垃圾分类已经在国内更多城市推广。上海于2019年7月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预计年底前46个重点城市将建立垃圾分类制度。9月1日,新修订的《固废法》将生活垃圾分类写入立法。

纵观上海、北京等领先城市如何实施这些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报道、动员和网络讨论都围绕着如何确保居民正确地进行垃圾分类和存放,但对于如何处理分类后的垃圾却少之又少。当前垃圾处理的数据仍然缺乏透明度。在提供现有垃圾处理能力和新设备数据的同时,还应该提供准确的实时数据,包括处理量、有害垃圾的处理情况和副产品的处理情况,让公众监督,让事情更顺利地进行。

中国关于源头减废的政策长期止步不前。2020年宣布的新“限塑令”,以及《固废法》的更新,可能会开始改变这种状况。但它们的功效取决于原则性要求的落实和公众的参与。

垃圾处理陷入困境

垃圾分类强制推行一年后,一些后端处理方式存在问题。

上海市7月2日发布的第一年成绩单显示,社区层面的垃圾分类情况有所改善,回收率提高,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分类,干垃圾处理量也有所减少。经过适当分类的垃圾更容易再利用和安全处理,因此不必大量焚烧。

可是,这只是理想状态。分拣后的厨余垃圾有多少被转化为堆肥、沼气等资源,有多少有害垃圾被安全化,取决于产业链的最后一个处理环节,而成绩单并没有涉及到这一点。它只说每天焚烧干垃圾和处理湿垃圾(食物)的能力总共是24350吨,没有把数字分开。

但根据成绩单计算,近一半的湿垃圾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上海6月份每天产生9631吨湿垃圾,目前上海每天有4582.1吨湿垃圾得不到应有处置,接近分出量的一半。成绩单上提到,下一步上海每天的处理能力将达到7000吨,这还是不够的。

数据还显示,上海每天焚烧能力超过实际焚烧量近4000吨,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这说明上海的垃圾处理偏重于干垃圾的焚烧,而忽视了湿垃圾的处理。

厨余垃圾处理能力提升缓慢,部分原因是由于分拣不充分和盐分过多导致的纯度问题,使生产的堆肥不适合使用。再加上分解厂产生的废气、渗滤液和昆虫使堆肥设施选址困难。

除了堆肥,厌氧消化提供了另外一种处理厨余垃圾的方法。它在无氧以及适宜的温度中被微生物分解,产生可用于发电的沼气。从可操作性和规模效益看,这是比堆肥更实用、更可推广的方法,因此更受城市管理者和市场的欢迎,因为这是一个集约化、密封化的过程,能够处理大量的垃圾,而且只要沼气不外泄,就比较环保。

上海目前有7个处理厨余垃圾的设施,但这些设施还在试运行或比较干湿作业模式,只能处理全市三分之一的厨余垃圾。大量未能得到满足的厨余垃圾处理需求,则通过模块化生物消化器就地处理。生物消化器可以放置在大型公寓楼的垃圾分类箱旁,并将产生的废水用管道输送到下水道。这类机器多由中小企业生产,质量和使用的技术各不相同,随着厨余垃圾分类的增加,市场迅速扩大。

目前全国范围都缺乏处理厨余垃圾的设施,只有部分大城市建有处理设施。

再利用失败

可回收垃圾的再利用是另一个薄弱环节。

收集可回收物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做。这个曾经由无数小公司和小作坊主导的行业已经大大萎缩,因为出于污染问题的考虑,塑料、钢铁、玻璃、纸张和纺织品等小规模回收加工厂纷纷遭到取缔。这些回收商的流失意味着对可回收材料的需求减少,因此可再生资源价格在去年下半年急剧下降,尽管此前随着海外可回收废物进口的逐步停止,价格还能一度上升。

产能的流失、价格的低迷以及工人和企业主的离开,意味着曾经从居民区和企业收集的可回收材料现在被丢在了仓库里。而小企业被取缔,大企业却不敢介入。税收制度是一个障碍。自2015年起,回收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可以即时退税。但购买废塑料、废玻璃等往往是账外账,无法申请退还进项增值税。那些试图在该领域开展工作的大企业都受到了打击。尽管如此,还是希望修订后的《固废法》能有所改善,因为其中增加了对回收商的税收优惠政策条款。

焚烧次数过多

同时,焚烧产能过度扩张。

筛出厨房垃圾可以降低混合垃圾的水分含量,使焚烧更加经济和环保。同时也有助于减少送去焚烧的垃圾数量。尽管如此,中国在过去十年中还是建设了许多焚烧设施。

在6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焚烧能力比前十年增长了303%,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数量增长了86%。

在垃圾处理能力的增长中,焚烧处理占据了主导地位。环境与能源研究所报告显示,2020年焚烧处理能力占垃圾处理总量的57.5%,超过了 “十三五 “54%的目标。

根据该研究所的数据,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焚烧厂数量从104座火箭式增长到455座,但这些焚烧厂平均每年只运行280天,表明产能过剩。而如果将平均运行天数提高到每年320天,那么其中63家日处理量为1100吨的工厂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报告称,对垃圾发电厂发电的补贴激励了过剩产能的建设。废物燃烧产生的电力会加剧空气污染,并削弱了废物再利用或从源头减少废物的努力。

忽视有害垃圾

其中最不重视的是 “有害垃圾”,包括药品、日光灯管、电池、油漆等,相关信息披露匮乏。

张淼的研究团队在去年9月至12月对上海97个小区进行的调查中,有14个小区没有有害垃圾的容器。而在83个设置了回收装置的社区发现了十余种不合规现象,包括:含水银的荧光灯管普遍破损,容器内积水等。这就有可能在收集过程中产生污染。

他们还发现收集有害垃圾的公司资质不明确,这意味着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

目前,这种有害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储存还没有技术标准,这意味着操作不好会造成污染或安全事故。

另外,上海对超过一定数量的有害垃圾进行处理收费,这就激励人们将这些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减少分类。

从源头上减少废弃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18年,200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2.11亿吨,2014年开始数据逐年增加。

政策没有跟上形势,现有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让中国生活垃圾从源头上减量缺乏建树。不过,1月份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发布了一份关于严厉治理塑料污染的文件,被称为 “新限塑令”。

这比2008年原有的限塑令涵盖的产品要多得多,其范围扩大到了塑料购物袋之外,为2020年至2025年期间限制和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系列塑料制品提供了时间表。

9月1日生效的新《固废法》在塑料方面也有很多规定,要求线上和线下零售商、快递公司和外卖食品销售商每年都要报告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和回收情况。

在垃圾减量方面,法律提出了 “垃圾生产者责任制 “的理念,即源头减量和分类由产生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负责,并采用 “生产者付费 “的模式来资助处理。

环境与能源研究所报告也提出了建立能够反映真实处理成本的处理收费制度,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取代现有的不正当激励机制。

此次修法还首次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要求家电、电子产品、铅蓄电池和电动车电池的生产企业建立回收体系,对其旧产品进行回收和再利用。但环保人士认为这些产品的范围太窄。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禁塑令和《固废法》的修订都要求用可生物降解材料替代塑料。几位专家警告说,可生物降解材料使用传统技术不容易降解,而且很难从普通塑料中分拣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这些材料可能会降低人们对减少废物的关注,并扩大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尽管还不能提供真正可持续的替代品。这可能会使从源头减少塑料垃圾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作者 Wang Chen、Jiang Yifan,来源Eco-Business清研智库李梓涵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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