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研智库：美研究表明新冠大流行对职业女性伤害最大
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宪法》第19条修正案赋予美国女性投票权。这项来之不易的权利预示着女性不仅有投票权，而且可以工作的场所也越来越多。到今年年初，即第19条修正案批准100周年时，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达到58%，自1920年以来几乎增加了三倍。如果没有越来越多地女性参加工作，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增长将基本停滞不前。
第19条修正案的百年纪念日也恰逢女性在工作场所取得的成果受到重大威胁：COVID-19大流行病。阻止新冠病毒传播所需的社会隔离措施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对女性的打击尤为严重。
COVID-19对女性的打击很大，因为美国经济对女性不利。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在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和家人，缓解新冠病毒的禁令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数百万工作岗位消失了。面对一个完全不适合父母外出工作的社会托儿系统，职场妈妈已经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照顾责任。当然，日托中心、学校和课后计划的中断对工作中的父亲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但有证据表明，工作中的母亲承担了更多由此产生的育儿责任，并更频繁地减少她们的工作时间或完全离开她们的工作。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隐蔽的，但由于这些问题在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运作中根深蒂固，所以一直不便解决。
女性在低薪工作中的比例过高
根据对2018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在COVID-19之前，近一半的工作女性（46%或2800万）从事低薪的工作，中位数收入仅为每小时10.93美元。黑人女性(54%)和西班牙裔或拉美裔女性(64%)的低薪工人比例高于白人女性(40%)，这反映出结构性种族主义限制了有色人种在教育、住房和就业方面的选择。
对一些那些有较高收入配偶的女性来说，低薪的工作不会带来经济困难。但也有相当多的女性通过从事低薪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15%的人是单亲妈妈，63%的人正处于工作的黄金年龄（25-54岁），57%的人常年全职工作。41%的人生活在贫困线200%以下的家庭（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约4.3万美元）。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领取如医疗补助、社会保障或其他公共援助收入等福利。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从事低薪工作。37%的工作男性赚取低时薪，比女性低近10个百分点。男女之间的一些差异可以用个人选择来解释，例如，女性通常在收入较低的专业、领域和职业中接受教育。一些女性还将工作灵活性排在工资前面。
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也面临着歧视。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即使女性做出了 “正确 “的选择，完成教育并在高薪行业和职业中就业，她们的工资相对于男性来说也是偏低的。虽然这种低薪并不一定会把女性推向低工资，但收入的差距说明了女性对劳动力贡献的贬值。
美国托儿所和学校系统不能满足职场母亲的需要
大多数18至64岁的女性都在工作。每四名工作女性中就有一名，即1 550万名，家中有一名14岁以下的子女。其中一些女性他们可以依靠家庭成员来监督年幼和学龄儿童。但超过1 000万（占所有工作女性的17%）的女性在工作期间依靠托儿所和学校来保护其子女的安全。还有一些女性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并且没有亲人帮忙带孩子。相比之下，只有12%的工作男性依赖学校和托儿所。
根本没有足够的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托儿选择来满足这一需求，这对职业女性，特别是中低收入母亲和有色人种母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现有的托儿服务往往是负担不起的。2018年的一项分析发现，每个州的平均托儿费用都超过了家庭年收入的7%。同一项分析发现，婴儿保育费用平均每月超过1200美元，蹒跚学步的孩子每月约900美元。随着托儿服务越来越难获得，女性更有可能不参加工作。一项分析发现，在托儿服务贫瘠的地区，产妇劳动参与率比托儿服务供应充足的地区低3个百分点。
随着孩子的长大，公立学校系统提供了一些缓和的托儿系统。但是，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那些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的学校时间表之外工作的父母，也要在放学前、放学后和暑假期间拼凑监管。高收入的父母通常可以通过高质量的托儿服务、课后计划和夏令营来解决这种错位问题。对低收入的父母来说，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负担。
COVID-19颠覆了劳动力市场，给职业女性及其家庭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COVID-19严重扰乱了美国的生活。从3月开始，非必要的企业关门，工人被解雇或下岗，学校和日托所把孩子送回家。在高峰期，95%的美国人被下令待在家里。
虽然这些关闭对公众健康是必要的，但由于数百万工人同时被解雇或被裁员。3月份，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人中，有39%的人报告说失去了工作，虽然有迹象表明经济正在缓慢改善，但许多人仍然没有工作。
由于他们集中在低薪和需要和别人面对面的工作中，这些裁员对女性的打击特别大。例如零售销售和酒店服务，这是低薪女性中最常见的两个职业。女性的失业率在2月至4月间猛增了12个百分点以上，而男性的失业率只增加了不到10个百分点。没有大学学历的女性的损失更加惊人。3月至4月初，她们的就业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则下降了11个百分点。
那些没有失业的低薪女性主要从事一线职业，如保健支持和杂货店工人。这些女性在继续工作的同时，往往得不到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使她们及其亲人的健康受到威胁。
COVID-19还增加了低收入和其他职业母亲的压力。在5月和6月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在大流行病期间失业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报告说，失业的原因是缺乏对孩子的照顾，是接受调查的男子的两倍。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损失并没有减缓：2月至8月间，12岁及以下儿童的母亲失去了220万个工作岗位，而父亲则失去了87万个工作岗位。
长期以来，平衡工作和家庭一直是美国女性的现实问题。从历史上看，女性一直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即使在大多数女性外出工作并为家庭收入做出重要贡献的情况下，情况依然如此。全职工作的母亲每天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比全职工作的父亲多50%。
随着这一流行病的持续，女性将继续承担不成比例的负担。虽然劳动力市场已经有所恢复，但要想达到流行前的就业高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今年秋季病毒严重复发，低薪工作将首先再次消失。对于那些能够保住工作的女性来说，许多人将继续平衡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为了赚取薪水，那些不能远程工作的人必须亲自去上班，这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健康风险，如果没有学校或托儿所，他们还需要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其他的照顾安排。那些可以在家工作的人也必须在无法获得托儿所或学校有限的情况下，亲自照顾或帮助教导他们的孩子。
解决办法不应仅仅是向职业女性提供临时支持。
这些现实有可能使女性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的劳动力参与和工资增长倒退。需要解决的包括两个方面：过度依赖不完善的儿童保育制度和集中于低薪工作。
虽然在过去的100年里，女性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但美国的制度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以支持她们。由于这些情况是长期存在的，因此，所制定的解决方案不应完全侧重于短期的恢复，而应进行长期的改革，以缩小工资差距，改善工作条件，并使儿童保育和学校系统更好地适应工作父母的需要，使想工作的母亲能够工作。政策需要反映出女性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的基本作用，并支持女性发挥这些作用。
除了让母亲更容易获得工作之外，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对女性的工作给予更公平的补偿。改善工资，平等和减少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并非易事。潜在的解决方案包括提高联邦最低工资。在公司层面激励工资透明化的政策也可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支持她们发挥这两种作用，我们就无法从COVID-19衰退中恢复过来。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尽管这种大流行病造成了严重和明显的危机，但缺乏对家庭和工人的支持是一种预先存在的状况。回到现状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相反，我们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建立一个公平补偿女性工作的经济，通过对家庭友好的政策改善工作机会，并支持女性选择作为养家糊口者、母亲或两者结合的角色。
作者Nicole Bateman、Martha Ross，是布鲁斯金学会性别平等系列的一部分，清研智库李梓涵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