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研智库:研究表明1918年大流感期间严格社会隔离的城市后来发展更好

1918年大流感全力参与社会隔离的城市,他们的流感大流行死亡率较低,后来的经济状况似乎也更好。

清研智库:研究表明1918年大流感期间严格社会隔离的城市后来发展更好

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倾向于更高的就业增长

1914至1919年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增长

由于在1918年秋天出现第一例流感死亡病例,明尼阿波利斯的官员迅速行动- 甚至比州卫生官员所认为的明智之举更为激进—-关闭了这座城市。他们从10月12日午夜起关闭学校、教堂、剧院和泳池。

在密西西比河对岸,圣保罗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开放到11月,其领导人确信他们的疫情得到了控制。明尼阿波利斯之后整整三周,直到圣保罗先锋日报呼吁“以天堂的名义做事!”,圣保罗才下令全面关闭。

相对于该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这两个城市都避免了极严重的死亡人数。但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死亡率大大低于圣保罗。今天的研究人员回顾这些干预措施时,明尼阿波利斯的经济似乎也更加强大。

如今,双胞胎城市之间的比较具有启发性,不仅因为它告诉我们有关社会隔离对健康的好处,而且还说明了随之而来的经济成本。

1918年,那些更早或更长时间采取干预措施的城市,例如禁止公共集会和关闭学校,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而使经济恶化。根据美联储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项新研究,在1919年及以后的几年中,许多城市实际上在制造业就业、制造业产出和银行资产方面都有相对较大的增长。大流行率先袭击东海岸,对那些有更多时间准备的西海岸城市这一点尤其明显。

对于采取最激进干预措施的城市而言,在挽救生命和损害经济之间没有任何权衡取舍。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米尔·韦纳说:“如果有的话,这些地方会更好。”他与美联储的塞尔吉奥·科雷亚和斯蒂芬·勒克共同撰写了论文。这样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但是,今天的官员和评论员也质疑同样的逻辑,他们担心因冠状病毒引起的社会疏远可能不值得关闭的企业和空前的失业人数所付出的代价。

韦纳说:“大流行本身对经济具有破坏性,因此,使用任何可以直接减轻大流行严重程度的政策实际上都对经济有利。” 更严格的干预措施“实际上使恢复经济活动更加安全,并且减轻了大流行本身对死亡率的负面影响。

第二点在1918年尤为重要,因为大流行摧毁了适龄的成年工人。

密歇根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 霍华德·马克尔说:“这是一个非常性别化的经济,养家糊口的人几乎都是男性。死亡人数减少,一旦恢复,他们便可以继续从事工作,这意味着那些活下来的家庭比失去养家糊口的家庭要好得多,而后者将因此变得贫穷。”

马克尔和一个单独的研究团队以前曾研究过历史记录,这些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城市对1918年大流感的反应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多少人死亡。他们的早期工作表明,那些较早采取干预措施,将干预措施持续得更久并且因地制宜的城市(例如,关闭学校,禁止公共聚会和隔离生病的居民),在控制流行病和减少死亡人数方面更为成功。

韦纳及其同事进行的这项新研究为该记录添加了经济数据。当然,有些城市的经济更强壮,比起大流行,受到与流感爆发无关的经济冲击的更大。例如,西海岸的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到农业繁荣和萧条的影响更大。但是,研究人员考虑了城市之间的经济和人口差异,上述发现的基本模式仍然成立。

一种比较简单的观察方法是比较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等城市,这些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相近,并且在其他方面也相对相似。在西海岸,即使城市有更多的准备时间,洛杉矶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禁止所有公共集会,而旧金山则侧重于敦促居民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这被证明是无效的。匹兹堡推迟关闭学校的时间比其他东部工业城市(如克里夫兰)更晚,情况更糟。

在马克尔先生及其同事编写的当时的当地新闻报道中,有很多企业主反对关闭,甚至游说将政策收回。在亚特兰大,剧院和电影院都抱怨损失惨重,俄亥俄州哥伦布的零售商也对此表示抱怨。克里夫兰的酒店损失估计达20万美元。在费城,沙龙声称他们损失了35万美元。

但是,鲜有证据表明这些人们担心的公共卫生措施会给经济造成持久损害,就像今天的某些美国人一样,有时甚至包括总统。马克尔先生说,1918年的美国人习惯于更本地化的繁荣与萧条经济。他们没有每天检查的401K退休计划,也没有即时访问有关股市新闻的信息。

当时在明尼阿波利斯,报纸很少刊登对经济的担忧,尤其是在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好消息与大流行的故事相抗衡的时候。

“这座城市几乎是精神分裂症:人们在庆祝这些胜利时却也祈祷不要生病,”写了双子城历史并研究了1918年大流行的艾里克·内森说。“报纸上从未有过关于流感流行的头条新闻。我认为没有人认为会有长期的经济影响。”

今天的前景显然更加严峻。现在的经济是全球性的,使当地社区容易受到世界另一端新冠病毒的影响。而且,在美国,现代服务业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聚集度–在飞机上、在餐馆、在剧院、在旅游中心。但是,从1918年开始的这一教训在今天可能仍然是正确的:真正影响经济的是大流行,而不是我们为遏制大流行所做的一切。

作者EMILY BADGER、 QUOCTRUNG BUI原载于 4月3日的纽约时报,清研智库李梓涵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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