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研智库：社交媒体疫情话语的军事隐喻
主要发现：
- 在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事件中，舆论话语当中充满了各种形式的隐喻，其中军事隐喻最为明显。
- 截止到2月底，含军事隐喻的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含转发）占全部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的48%。
- 社交媒体的军事隐喻强调的是敌我对立和是非分明，可能会对公众产生较大压力。疫情持续至今，在不滥用已有的隐喻架构的基础上，公众还需要安抚能力更强、更加理性的隐喻架构。
隐喻Metaphor一词来源于希腊语”metaphora”,原意为一种”由此及彼”的一种转换。传统隐喻观把隐喻看做一种语言现象,并认定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之间是互相分离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认知科学的兴起为我们研究语言、思维领域带来新的视角，Lakoff 和Johnson在1980年出版的Metaphor We Live by一书当中论述：隐喻“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隐喻不仅是语言表达形式，而且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性思维构建了从本体到喻体的桥梁。
概念隐喻理论也可以运用到现实社会中的解释当中。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基于语境与概念系统的跨域映射所实现的语言使用，具有语言、概念和交际功能，能够承载官方话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交际劝说功能。基于这种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事件中，舆论话语当中充满了各种形式的隐喻，而军事隐喻是当中比重最大的一种。
使用军事化词语的隐喻几乎是医疗、公共卫生领域最常讨论的一种隐喻类型，相关的国内外研究也非常多。军事化词语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的最早案例可以追溯到19世纪，它们被运用在肺结核病例的描述上，比如会描述成 “患者很可能在与其（肺结核）的战斗中胜利”，或者“医生要与疾病的蔓延与传染进行战斗”（Heather Patricia Lane, Sue Anne McLachlan, Jennifer Philip，2013）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术语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癌症治疗领域，比如癌细胞的“进攻”，免疫系统的“防御”，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是大量战时的战地医生回归造成的。军事词语不仅被运用在临床治疗层面，也用在全社会对抗某种疾病的宏观层面，比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71提出的“癌症战争”（War on Cancer）的口号，签署国家癌症法案。在中国，也许多有针对公共卫生事件话语中的军事隐喻的研究，例如杨洋、董方峰（2016）对2003年的SARS疫情和2009年的H1N1 型流感疫情当中舆论话语的分析。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社交媒体中的军事隐喻也是屡见不鲜，例如“坚决打赢抗击疫情阻击战”，“抗击疫情，我们在行动”，“面对疫情，每个人都是战士”，“向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战士们致敬！”等等，“阻击战”、“抗击”、“战士”、“一线”这些形容战争的词汇被社交媒体很熟练的使用在对疫情的报道中。
一、军事隐喻疫情社交媒体话语走势分析
1.疫情相关微博走势分析
在研究具体隐喻话语之前，首先应筛选目标样本所在的群体：“清研智库”选取了与本次新冠疫情相关的关键词，包括“疫情”、“新冠”、“肺炎”、“瘟疫”等，对2020年1月1日至2月29日的新浪微博进行爬虫，获取与疫情主题相关的微博，所有使用具体隐喻用语的微博样本都将在本次新冠疫情相关微博的总体当中抽取。全部疫情相关微博的文章量（含转发）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同时，我们使用微博曝光量来展示爬取的微博的信息传播能力，曝光量指标包含了发文微博博主粉丝量，并纳入了微博在一周内与一年内活跃程度的周期变化。因此，可以通过曝光量来推断目标微博能够被多大的群体看到。疫情相关主题微博曝光量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根据图1所展示的微博文章量变化趋势来看，1月19—20日是整个一、二月份疫情主题微博文章量变化趋势的拐点，在此之前，疫情主题相关微博发送文章量始终没有超过10万篇，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20日开始出现指数型增长，文章量达到4706146篇，是19日918923篇的5倍左右。随后，在1月22—23日，文章量达到了第一个峰值，22、23日文章量分别是14520219和17950974篇，经过24日短暂的相对的低点之后，25、26日达到了整个1、2月份的最高峰，文章量分别是20885458、20304407篇。之后，26日至31日，疫情主题微博文章量进入相对快速下降的阶段，但每日文章量仍然保持在一千万篇以上，进入2月份，文章量进入缓慢下降阶段，变化趋于平稳。从2月13日开始，每日文章量下降至一千万篇一下，但整体仍在1月20日水平之上。
根据图2所示，与文章量趋势一致的是，疫情相关微博曝光量也在1月19—20日出现重大拐点，曝光量的值由1月19日的2.25×暴涨至20日的7.23×，于1月22日达到第一个峰值1.3×，与文章量相同的是，经过1月24日的小低谷之后，在25、26日左右再次达到高峰。然而与文章量走势不同的是，疫情相关微博曝光量在1月22—23日第一个峰值之后一直到2月底，一直维持高位，存在相对较小范围的波动。
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与曝光量出现的第一个拐点，出现的原因推测是：1月19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针对新冠疫情发布通报，其中重要的内容是1月17日一天内武汉市新增了17例新冠肺炎患者，疫情传播的速度与官方对疫情“可防可控”的描述形成对比，引发了社交网络当中媒体与用户们的关注；1月20日，钟南山院士领导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就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公众关心的话题像记者做出解答，明确了该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此事件也引起了社交媒体上的强烈反映，公众在微博上对疫情的讨论也进一步大幅增加。1月22日，公众开始对武汉市封锁的可能性进行讨论，1月23日，官方正式宣布对武汉实行全面封锁。武汉封城的消息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与话题性，代表了官方最高级别的重视，并且标志着全国正式进入“例外状态”。一系列疫情相关的重大消息促成了相关微博活跃量变化的拐点。 此后，24日除夕微博活跃度短时间内下降，之后几天之内随着疫情不断蔓延，微博上相关内容微博也保持高度活跃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特别2月中旬之后，相关主题微博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并趋于平缓，可能原因是：1.二月中旬之后疫情扩散趋势减缓，2.微博普通用户在长时间关注该话题之后出现倦怠期； 但重要社交媒体仍然保持着较高程度的关注，关注度高的社交媒体粉丝群体也更加庞大，造成了曝光度在高位的延续。
2.军事隐喻比重与走势分析
为探究本次新冠疫情中社交媒体话语当中的军事隐喻所占比重，“清研智库”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既包含前文提到的疫情主题关键词又包含军事用语关键词（包括“抗击”、“战斗”、“战士”、“战疫”、“前线”、“牺牲”等词）的微博，以保证爬取样本能同时满足“疫情相关”与“军事隐喻”两个条件。
由图3和图4可知，军事隐喻疫情相关微博活跃程度在1月19—20日的拐点之后出现激增，与全部疫情相关微博的走势一致，并且在1月下旬到2月底一致维持在高位，并于2月底出现小幅度下跌。
为了展示军事隐喻在整个疫情相关的社交媒体话语中所占比例，我们将军事隐喻疫情主题微博的数据与全部疫情主题微博的数据进行比对，比对结果如下：
根据图5的展示，截止到2月底，含军事隐喻的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含转发）占全部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的48%，可以看出军事隐喻在整个疫情相关微博话语当中占比是相当大的。
图6则展示了在目标时间段里，军事隐喻疫情相关微博与全部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动态的对比，可以看出，军事隐喻与全部疫情相关微博的文章量在1月下旬走势保持一致，且在2月份中上旬之后均有下降趋势，但军事隐喻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的趋势相对更稳定。
图7描述了军事隐喻疫情相关微博占据全部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比例的动态趋势，可以看到，在1月19—20日的拐点之后，军事隐喻疫情相关微博占据全部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比例也出现迅速增长，并且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2月中旬，比例一度接近80%，并且比例一直维持高位到2月底。1月下旬到2月中旬阶段，随着疫情形势的恶化、官方舆论的重视程度的提升，舆论当中军事用语出现频率的激增。一般来说军事用语多用于官方社交媒体的话语当中，而官方社交媒体在整个疫情期间一直保持稳定的活跃度，这与全部疫情相关微博曝光度维持高位的走势也是一致的，据此推测，军事隐喻疫情相关微博占据全部疫情相关微博文章量比例进入二月份后一直维持高位，可能是官方媒体微博账户的稳定活跃造成的。
三．军事隐喻框架分析
根据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中，一个框架就是一个概念体系，是由一组框架素构成的系统，其中的元素之间相互关联，对元素个体的理解需要结合对整体框架的理解（Fillmore,1982），依据这个思路，可以分析本体（疫情）与喻体（军事）之间的相通之处。
事件参与者：战争的参与者可分为我方和敌方，在医疗话语中，我方—医护人员和患者都是对抗疾病的“斗士”、“勇士”、“战士”，例如“致敬伟大的白衣战士们，你们辛苦了！”，“疫情面前，我们都是党的战士”（新民晚报，2020/02/28），“……向坚守岗位为人民服务的“勇士”…… ”等等。敌方则可以具体指疫情本身，也可以指疫情当中需要面临的挑战，如“疫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恐慌才是当前疫情防控的最大敌人”等等。
事件方法：在疫情期间，针对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很容易类比为军事上的防御战术，比如“筑牢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抗击新型肺炎我们在行动”等等。而敌方—疾病则用“入侵”等描述侵略性的词语，比如“3分钟解密病毒之入侵”（搜狐网，2020/02/25）。
事件过程：整个疫情应对工作全面地类比为军事行动之后，医护人员、参与的行政单位、人体、病毒就成了军事行动的参与者，其跟随的动作也被军事化色彩的词语形容，例如“湖北省长：检测机构要立军令状，两天消化检测存量”，“入侵&反击！病原体和人体的攻防战”（搜狐网，2020/01/31），“武汉保卫战”。并且，在疫情中付出大量代价的医务人员与被封锁在城市内的湖北省居民也常用类似“牺牲”的词来形容，比如“截止到2月9日，因抗击新冠肺炎而牺牲的公职人员54人……”，“因为那些地方采取了自我关闭城市的壮士断腕之举，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宽慰和鼓励都是由衷而发的……”。
事件结果：军事上有胜利和失败两种结果，对应在疫情应对上也是一样。例如“#抗击新型肺炎我们一定会胜利#”。
四．疫情中社交媒体军事隐喻的成因分析
从认知科学的视角出发，Lakoff 与 Johnson强调隐喻是本体(the tenor)和喻体(the vehicle)之间的映射结果；Fillmore的重点则是概念系统对语义理解的影响；在前人们的基础上， Fauconnier 提出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试图解释隐喻思维的过程。心理空间（mental space）是“人们在进行思考、 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建构的小概念包（conceptual package）”。隐喻意义的生成过程往往包含四个相互映射的心理空间，即输入空间I (Input Space I)、输入空间 II (Input Space II)、类空间(Generic Space) 和合成空间 (Blend Space)，根据该模型，以本次疫情当中的军事隐喻为例，医疗框架（“疫情”）和军事框架（“战争”）输入两个输入空间，类空间特征分别映射于输入空间 I 和 II 后，再经由后者映射于合成空间，最后生成新的“战疫”合成空间，其中保留战争和医疗的独特性与共性比例合理，能够实现概念上的整合达到较好的修辞效果。
神经认知科学角度上分析，Lakoff认为，社会学中的架构(frame)其实是人们理解事件时大脑中根深蒂固的认知结构，存在于大脑神经元的突触，以神经电路图的形式出现。根据Lakoff的理论，概念隐喻实际上是两个表层架构之间映射的神经回路。当在医疗领域使用军事用语时，军事词语的表层架构会激活与军事相关的价值观，例如集体主义、牺牲精神、服从精神等，某种角度上讲这些是隐藏于语言背后真实的意图，这种认知神经层面基础上的情感性与社会文化性的操作能有助于公众舆论支持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
从认知动因的角度分析，人们总是习惯于以先习得的概念系统去隐喻后习得的概念系统，以容易理解的概念去隐喻较为陌生的概念，这也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与疫情相比，军事就是人们更加熟知的概念系统，例如，“攻防战”在军事上形容进攻与防御之间的战场状况，借用这个词语我们也能更容易明白病毒感染与免疫系统这对矛盾关系。
从修辞意义的角度来看，军事隐喻则修辞上具有更加明显的特征，Montgomery在Codes and combat in biomedical discourse中提出，军事隐喻的力量在于传达一种害怕的感受而采取防御行动，可以使人们动员起来应付突发事件。出于这个原因，官方社交媒体在疫情加剧阶段，会更大力度的使用军事化词语，达到动员与激励的目的。
而在文化层面上，正如《战争史》所言，“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战争在人类文化当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的语言当中也充斥着战争词汇，军事隐喻在医疗领域之外也很常见，例如争论也是军事隐喻最常应用的领域之一（Argument is War），例如“赢得争论”，“攻击论点”，还有商业当中也喜欢使用军事的类比，比如“商场如战场”，加之我国进入近现代以来也经历了许多场大规模战争，军事相关的语料是很容易被媒体与公众联想到的。 而且，广义上的“医疗空间”与军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根据福柯的论述，医院与军队都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医务工作者与病人需要遵循医院管理规定、疫情卫生守则，军人在军队也需要遵循军队的规章，两者都存在的统一规划可以视为规训（la discipline）技术的体现，这也使人们更容易将二者联想在一起。
五．社交媒体中隐喻的反思
军事隐喻是有许多正面意义的，在本次新冠疫情的宣传工作当中军事话语能派生出更丰富、多元的表达，有些虽然简单粗暴，但能够警示民众疫情防控工作的严峻性和艰巨性，同时也能帮助民众已熟知的概念去理解与疫情相关的较为陌生的新型概念。
但是社交媒体对隐喻的过度使用会产生诸多问题，过度隐喻是媒体报道的一种固化表达。当下疫情期间，过度使用军事隐喻需要更深层次的反思。
苏姗.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的论述到，社会个体以的实用主义为指导，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而战争是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但在那种倾其所有的全面战争中，付出也是倾其所有的，毫不犹豫的，当社会进入一种紧急状态之后，牺牲再大，也不过分。当下疫情期间，我国已经处于事实上的“例外状态”，在此状态下 “主权者”可以根据形势而采取各种必要的紧急行动，实现福柯所说的“积极的权力技术”（如封锁城市，网格化排查社区，公共场所要求佩戴口罩，公共交通的实名登记），建立全方位的规训机制。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例外状态扩大的边界在哪里；在例外状态下，个体的牺牲应该控制在何种限度之下。
此外，在例外状态下，行政权力得到了扩大，反过来民间组织的救援以及自救活动被限制，我们能看武汉市封城之后许多民间捐助渠道受阻的现象。如果说例外状态本身是基于实用主义出发的，而例外状态对公民社会救助力量的阻碍也可视为某种程度上对实用主义的违背，这一点也是值得在公共领域的讨论的。
军事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并把这种敌视泛化到患者及疑似病例身上，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
公共卫生危机爆发之时，我们是否需要更加理性更加平和的阐释方法？Lakoff在他的书中做了这么一种假设，设想在一种语言里，人们不用军事来隐喻争论，而用舞蹈隐喻争论，是不是人们在争论的时候会更加平和？Warren在The“Medicine is war”metaphor一文当中，建议使用照料模式（the caring model）替代战争隐喻。在这一模式中，医务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照料病人的健康，人们不再关注对立和输赢，而更加关注对个人的关怀与身心健康，而社交媒体的军事隐喻则强调与疫情对抗的你死我活，这既可能激发公众的紧张与对抗情绪，也有失新闻报道的公正客观性；Hodgkin（1985）则建议医疗当中应当多用表达合作性和探索性的用语，一方面强调了治疗疾病是一项需要医生、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共同合作的工作，另一方面强调了疾病治疗当中充满的不确定性，在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许多结论是概率性的而非是非二分的，患者和医生应当正视这一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社交媒体的军事隐喻强调的是是非分明，可能会对公众产生较大压力。疫情持续至今，在不滥用已有的隐喻架构的基础上，公众还需要安抚能力更强、更加理性的隐喻架构，我们也要在隐喻与疫情本身的报道当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在不失报道的生动性、有力性的同时，避免过度阐释，以伤害到疫情之下的弱势群体。